民族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是一種被想像為本質上有線，同時享有主權的共同體；是一種集體認知的過程，本質上是一種現代的想像形式，源自於人非意識在步入現代性過程中的深刻變化，且民族激發出的民族主義會激起人們心中強烈的歷史宿命感進而帶來變化，而此變化包含兩種深刻條件。
第一為人類意識的變化在世界性宗教共同體、王朝、神諭式的時間觀念沒落（此種舊世界觀在人類的心靈中喪失霸權的地位）因此人民才有可能想像民族這種世俗的、水平的、橫段時間的共同體，時間變為班雅明所說的空洞的、同值得並以小說與報紙重現民族這種想像共同體的技術手段。第二：資本主義、印刷術、人類語言，這三者的重合屬於半偶然，但卻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
Benedict Anderson的研究起點是將民族、民族主義視為一種特殊的文化人造物；一種從各自獨立的歷史力量，複雜交會過程中自發萃取提煉出來的結果，他們可以被移植到許多形形色色的社會場域，也可以吸納各種意識型態也可以被這些力量吸收。
同時，Benedict Anderson也提到歷史上發展出來的四波民族主義
第一波：美洲模式－以非語言為要素（十八世紀末）殖民國對殖民母國的歧視（門羅主義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
第二波：歐洲模式－群眾性語言的民族主義（十九世紀初）地理大發現後，拉丁文古老語言沒落，方言為基礎的印刷語言和民族語言的出半夜趁勢而起，使閱讀階級也適時出現成為民族語言出版品的消費者。孕育出民粹主義性格強烈的語言民族主義。 盜版：一種自覺地模仿。（歐洲在地本土勢力新階級對於王室舊階級的抗議）
第三波：官方民族主義－（十九世紀中葉）歐洲王族對於第二波民族主義的反動（上對下的同化工程，控制群眾效忠，鞏固王權。（歐洲王室舊階級對新階級的回應）
第四波：亞非民族主義－（一戰後）對官方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反動
既存和曾經出現的民族認同都是歷史的產物，唯有客觀的理解每一個歷史的過程與機制，才可以真正擺脫傲慢與偏執的民族中心主義，尋求不同想像共同體的和平共存之道。必須盡最大的努力，在感性與理性之間、同情與戒慎之間、行動與認識之間取得平衡。
套用在台灣這座美麗的寶島上，充滿美麗而庸俗、熱情而反智的福爾摩沙，在這個永遠尋求未來趨勢和主流價值的土地，沒有中心思想、社會、記憶、認同似乎成了難以承受的負擔，倘若如此，將使台灣任憑資本注意和強權政治操弄控制，反覆重演注意終將自己和他人遺忘的種種無意義悲劇。如同Seamus Heany所說，彷彿只有以極端之姿擁抱他，支撐我們的土地才會堅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