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零和 政黨惡鬥下的核四輓歌

核四商轉與重啟決策的當下，必然是每個執政者心力交瘁終極選擇下的結果。以下筆者將迅速回顧核四在台灣不同時期的社會發展脈絡，探討核四續建究竟是不是只能是個政治交易的零和遊戲。

圖片來源：風傳媒

零和的概念最早是在賽局理論（game theory）上發展，而零和遊戲通常是指結果是零和的情況下會出現柏拉圖最適（Pareto optimality）。若從以上的基礎來看政治交換的過程，核四的決策與制定營運規則的本身，就是一個不被嚴正審核的政治交易。

若從龍門電廠（核四）的興建歷程，早在1980年選定廠址在原台北縣貢寮鄉。但1986年發生車諾比事件，全球各地反核聲浪不斷，加上當時台灣用電成長趨緩，時任總統蔣經國先生指示暫緩興建。

到了扁政府時代，當時經濟部部長林信義召開「核四再評估會議」，暫緩核四工程各項採購與工程招標，不過當時朝小野大的情況下，行政院院長唐飛因主張續建核四，因此造成立院藍綠的另一波政治折衝。對此，行政院後續聲請大法官釋憲，解釋文公佈後，立法委員鄭永金等91人提動議案。最終以65票之差表決通過決議，2001年2月14日，行政院正式宣佈第四核能發電廠工程復工。

直到2011年日本311地震後所引發的福島核災，許多國家開始檢視核能發電政策，台灣社會再次關注核四問題。2014年4月28日，馬政府的江宜樺院長為了化解民眾疑慮，宣佈核四封存，在安檢完成後，不放置燃料棒、不運轉，日後啟用核四，必須經公投決定。經過後續的封存作業，核四廠於2015年7月1日開始進入為期3年的封存狀態。

時至今日，在2018年關於擁核方先以「以核養綠」，提出關於核能的討論，最後以88萬票通過公投。但鑑於政府持續貫徹2025非核家園政策，因此2019年3月4日，擁核的黃士修再推「重啟核四」全國性公民投票案。

從上述的歷程回顧，筆者觀察核四停建與否的標準，並非全然是以風險與科學當作自變項，反倒可歸因於當時民意對核能的態度以及政黨政治的拉扯。

蔣經國政府的停建是因為發生車諾比事件所帶來的國際核能反彈；陳水扁政府的復健是因為立法院以不信任案威脅，所導致政黨政治的折衝；馬英九政府核四封存牽連到上述兩者的聚合，一是因為福島核災的發生，二是為了太陽花學運後，緩解人民對政府反動情緒的宣洩。

然而為何蔡英文政府能在18年通過公投後仍不改其非核家園的策略，可以關係到反送中事件後，政府抗中保台的意識形態轉移國人對於能源需求的質疑。直到今年兩次的大停電、空汙危害日趨過甚，才再重新喚回我們對於能源需求供電危機的疑慮、空污治理迫切。

因此，政府能否真正把人民放在第一順位進行長期風險治理與科學考證，還是到頭來關切的只是短期的政黨利益與個人政治生涯的延續，才是核能這件事思考的核心。

總結以上，筆者認為關於核四的決策若以歷史路徑依循，進行政治交換途徑的分析，零和遊戲下的柏拉圖最適，終究得利的少數的政經菁英，只是一個權力場域交換運作的過程。政府面臨巨大的利益權衡，要如何證明自己的發展走向符合民意，而不是訴諸一個威權的高牆來對抗軟弱的雞蛋，才是台灣超越藍綠之外政治的最大難題，也是現階段台灣最欠缺的全民共識。